這幾天一直有個不流動的心情在作祟,因為二二八。從上週提出歌唱行動、參與台教會舉辦的二二八自覺與自救講座,到二二八當天參加在大稻埕的追思遊行,內心好像某些舊記憶被翻攪了,有抗拒,不得平靜,連久未發生的頸肩腫痛也持續兩天了。
今晚,突然想重新看一遍鄭南榕的影片,第二次看,還是激動落淚……我在裡面尋找著自己這麼多年來所連結的台灣建國運動精神是什麼。
鄭南榕套用殷海光的術語說:我是一個思想行動家,主張坐而言,不如起而行,這對封閉社會很重要,經由這樣的努力,才可以打開社會的封閉性,讓大家知道,自己有多元選擇的權利和機會。
鄭的大學同窗錢永祥說:鄭南榕是台灣社會共同記憶的一部分,每個人都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紀念和記憶鄭南榕。
是啊!我嚮往成為一個思想行動者,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紀念台灣歷史走過的苦痛和力量,因為那和我自身的生命苦痛有了連結,產生了流動。
回顧第一次真正深入接觸二二八,是因為在蔡瑞月的舞蹈教室學舞,因蔡老師的背景,她的媳婦蕭渥廷和兄弟姊妹們承襲了這段歷史的傷痛,也長出強壯的反抗力量。1994年為了抗爭及搶救該舞蹈社古蹟免被拆除,三位舞者被吊車拉高到15層樓的高度,在颱風飄搖中吊坐24小時,這個行動成功地呼喚藝術界支持,向政府施壓保存了舞蹈社。後續還有很多戲劇化的轉變,重點是我在這裡全面吸收了豐富的台灣本土思想,閱讀和拜訪二二八受難家屬,參與二二八舞作演出,策畫蔡瑞月老師的口述歷史,甚至在此上過台文羅馬拼音課程等。
之後參與過總統府前的台灣正名運動演出、從陳水扁總統到馬英九總統期間多次的二二八中樞儀式演出,可是十多年下來,活動本身總是有種失焦的苦悶,有受害者的哭泣與憤怒,卻無加害者在史實上的還原以及法律上的審判,這遲遲無法轉型正義,讓我始終無法真正和所有正港的或中國遷移來的台灣人,一起手牽手進行一個深刻的紀念儀式。
2006-2009我轉向自身的家族歷史追溯,以劇場方式記憶父母親在國共分裂後,從大陸遷徙來台的親人散離的故事,連結到上一代所謂「外省人」的苦難,同時也讓我再一次連結到二二八的苦難,這最終是我想要尋找的人類共通點--對苦難的同理心和昇華。當時的小遺憾是,二二八受難家屬不會想看「外省人」的故事,而從大陸來台的人只喜歡眷村文化類的題材。
昨天二二八活動現場,我其實內心有很多聲音。整個活動以批判郝柏村為主軸,這讓二二八本身的歷史場景變成配角;現場鬆散,很多社團旗幟,也很多尋找鏡頭的媒體,我想像著,如果民眾拿的是一朵鮮花,而非政黨旗幟,這樣的悼祭會更有感情。到了大稻埕碼頭這個曾經留著屠殺印記的地方,舞台上康樂隊音樂響起,加上旁邊的魷魚糜攤位(用意很好,有著受難家屬的紀念故事,但未善加鋪陳其張力),有點市集的輕鬆氣氛,此刻,我想離開了。
覺得,過於粗糙。從鄭南榕發起第一次二二八40週年紀念遊行至今,過了25個年頭,這個社會似乎沒有普遍受用到這珍貴的歷史價值。執政的國民黨沒有真心來舉辦,在野的黨派社團也只能狗吠火車,年復一年,直到老邁的逝去,年輕的不復記憶。
或許對活動執行的批判,彰顯的其實是我內心的慚愧,我在批判自己,我做的如此有限,相對於那1947年被鐵絲穿過身體槍殺落海的壯士們。如果我們能選擇一個自己的儀式來記憶二二八,那會是怎樣的呢?大家都一起來構思這個想像吧,期待明年的二二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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